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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1997年8月14日，傍晚。

        雅加达南区，黄家庄园。

        曾经门庭若市的豪宅，此刻显得格外萧条。佣人们大多已经被遣散，偌大的客厅里堆满了打包好的箱子，透着一股树倒猢狲散的凄凉。

        书房内，灯光昏暗。

        黄维国颤抖着手，在最后一份资产转让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笔下去，意味着黄家在印尼打拼了三代的基业——包括两万公顷的橡胶园、三座棕榈油加工厂、以及两家私有银行的控股权——全部归入了我个人的离岸公司名下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我付出的代价，仅仅是替他还清了即将违约的美元债务，以及一笔对他来说仅够在国外养老的现金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叫“白菜价”，也叫“救命钱”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陈……陈先生，好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黄维国放下笔，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，瘫软在椅子上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他看着我的眼神里，竟然还要带着几分感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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